權,一個人人熟悉的常用字,一個人生成敗的關鍵字,一個人類文明社會的核心字。一提到“權”,人們無不為之肅然起敬。但權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未必人人清楚。有人說,既然是秘密,就不應公開示人。那么,就算是我悄悄告訴的您吧!如果讀完本文,您能說清一二,您將欣慰,我也欣慰!
在大多數(shù)人心目中,權是抽象之物。其實,從本源意義講,權更是具體之物。漢語言文化的早先,權是指一種物件,是度量衡中的衡器。“權衡利弊得失”成為人們的日常用語。在“權衡”一詞中,權是秤錘,衡是秤桿。據(jù)傳說,桿秤的發(fā)明者是商人范蠡。秤桿上所以嵌有十六顆星,是應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及福、祿、壽三星之數(shù)。范蠡宣稱,使用者若欺人一兩折福;欺人二兩折祿;欺人三兩損壽。以此告誡同行:經(jīng)商不能在秤上虧人,要光明正大,不賺黑心錢。
后來,人們用一個“權”字代替了權衡的全部意思。比如,權其輕重。如今,權字所蘊含的意思更加抽象、更加深邃。有時候,權是權利的代稱,如人權、選舉權、發(fā)言權;有時候,權是權力的代稱,如權柄、職權、權限、權臣、當權者、生殺予奪大權;有時候,權是地位的代稱,如權位、權要、權威、權貴、權勢、控制權、主動權。權衡因人因事因時因地存在可變性,因此權也就賦予了隨機應變的意思,比如通權達變、權變、權謀、權術。當一時難以做出最終權衡時,即臨時應變,變行通之計,此所謂權且、權宜。
以上分析可看出,權并非特定人群特有之器物。權,人人皆有之。可以說,人類的理性活動無不以權為中心。大家常能聽到“人人心中有桿秤”的說法,這里的秤其實就是權、權衡的意思。在生存生活中,人人面對千變?nèi)f化之情勢,站在一定角度和立場,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也就是稱量、考量各種因素,判斷情勢發(fā)展走向,權衡利弊得失,權衡的結果便是行為選擇之指向。“人人心中有桿秤”,這桿秤是心中之秤,也就是“心秤”。世界上最富于變化、也最不準確的秤,當然就是這桿“心秤”。面對相同客觀事物,一百個人就會稱出一百個結果,就有一百個看法。這是因為,稱量者的站位和角度存在差異,稱量中考慮的因素也不盡相同,還因為心秤稱量過程比較隱秘,各自使用了自設標準。所以,同樣一件事實,通過心秤權衡的結果,常常會五花八門,有時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首先,看權衡之站位。看待客觀事物,有人偏向理性,有人偏向感性;有人擅長理論思維,有人擅長經(jīng)驗思維;有人擅長技術思維,有人擅長社會思維;有人仰視看問題,有人俯視看問題,有人則平視看問題;有人站位高遠,廣視角、長鏡頭,高瞻遠矚,洞明事理,有人比較具體,在線場景,就事說事,只說樹木不說森林;有人擅長經(jīng)濟視角看問題,有人擅長社會視角看問題,也有人喜歡政治視角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因站位和角度不同,“一葉知秋”抑或“一葉障目”。可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其次,看權衡之因素。心中之秤,所稱量之物是變化中的事物,稱量動態(tài)之物比稱量靜態(tài)之物要復雜得多。這要求在動態(tài)之中稱量,在變化之中稱量。這就需要動態(tài)地看事物,歷史地看事物,將過去、現(xiàn)在、將來聯(lián)系起來看事物,辯證地看事物。要將復雜事物稱量清楚,需要掌握必要的知識,尤其是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知識,這是分析問題的工具。包括經(jīng)濟社會知識、歷史地理知識、生態(tài)環(huán)境知識。當今社會,知識加速更新,原有知識也加速淘汰,不少人生活在過去。在具備相應知識的基礎上,還要掌握必要的反應事物發(fā)展狀態(tài)的信息。否則,將陷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境地。在具備知識、信息的基礎上,還需要稱量的技能,主要是在錯綜復雜的情勢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權衡利弊,度量得失,精打細算,得出結果。
第三,看權衡之過程。心秤是“心中之秤”,歸根結底是“腦中之秤”。心秤的稱量過程,實質(zhì)是腦內(nèi)心靈運算過程。這一心靈運算過程,缺少透明性,具有隱秘性,多數(shù)時候秘而不宣,心照不宣,天知地知。這個隱秘的稱量過程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信息不對稱”,能夠用作權衡利弊得失的信息資源有限,能夠獲得的信息資源永遠不是反映事物真相的全部信息資源。也就是說,心秤的稱量,始終是在不完整信息情況下進行。每個人內(nèi)心掌握多少信息資源,對于心秤稱量結果具有重要影響。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信息扭曲”,受利益驅(qū)使,人為夸大或者隱藏信息,導致稱量者在權衡利弊得失時得出錯誤結果。遇到的第三個問題是“道德風險”,用于稱量的知識、信息和技能均沒有問題,稱量者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故意扭曲稱量,出具虛假稱量結果。“扭曲信息”和“道德風險”,就其本質(zhì)而言,就是“權的濫用”。無論是公權力還是私權利,都存在“權的濫用”情形,這也是當今中國諸多問題“權的根源”。
第四,看權衡之標準。所有的權衡均有標準,衡量長度用毫米、厘米、米、公里,權衡面積用分、畝、公頃,權衡重量用克、公斤、噸等。心秤使用時,也一樣有標準。在度量衡之中,有人善于度,有人善于量,有人善于衡,也有極端,即都善于或都不善于。只不過有人心秤很大,如“鷹擊長空”,往往用大尺度標準看問題,有人心秤很小,如“井底之蛙”,往往用小尺度標準看問題。同樣事物,有人以為“小菜一碟”,有人認為“大事一件”。有一種情況叫“雙重標準”,衡量自己一套標準,衡量別人一套標準。對自己的優(yōu)點用“放大鏡”,對別人的缺點用“顯微鏡”。面對復雜事件,因標準不一,權衡之結果迥異。
最后,看權衡之權衡。社會由不同人群組成,在人群之中,人們在稱量事物,稱量別人,也在稱量自己,人們也在“相互稱量”。由于存在“雙重標準”, 一般情況下人們會將自己稱量的重一些,將別人稱量得輕一些。由于存在“相互稱量”,人們便看重別人稱量之結果,并千方百計增加自己在別人稱量時的砝碼,以此獲取實際利益。由此,便滋生出冠冕堂皇的“信息策略”,以及“宣傳營銷”。甚至,不惜“信息造假”,“狐假虎威”,“虛張聲勢”,“胡吹冒料”,“無中生有”,“造謠生事”。這導致了“霧里看花”,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大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此,便要求在信息社會的人們,其權衡技能要“更上層路”。
基于上述分析可見,權決非易事。不同的人,不同權衡能力,不同權利狀況。法律規(guī)定年齡未滿18周歲的人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大腦處在發(fā)育階段,加之閱歷不深,經(jīng)驗不足,特別是用于權衡的知識、信息和技能短缺,對復雜事物難以做出像常人一樣水準的權衡。其權衡之結果,往往比較魯莽或比較幼稚。未成年人之權,受到法律特殊保護,這是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也是對成年人的保護。歲月走過60年之后,人們便進入老年階段。因生命周期原因,老年人身體功能逐步退化,工作生活空間越來越小,加之知識老化,信息過時,尤其是腦細胞死亡加速,常常丟三落四,不辨真?zhèn)?,難辨忠奸,甚至固執(zhí)加幼稚,已經(jīng)不再能夠像從前一樣做出高水準的權衡,所以老年人之權也受到法律特殊保護。還有一部分人屬于特殊人群,即殘疾人。殘疾人是心理、生理、人體結構上,某種組織、功能喪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喪失以正常方式從事某種活動能力的人。包括視力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肢體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多重殘疾和其他殘疾的人。殘疾人不能像常人一樣獲得知識、信息和技能,也就難以做出如常人一樣的權衡,殘疾人之權也受到了法律的特殊保護。
在市場機制下,常有富人和窮人之別。人人想做富人,但窮人總比富人多。富人與窮人的差別,更多原因不是聰明或愚笨的差別,而是權衡、權利之差別。一般而言,無論富人與窮人,人人精打細算。所不同是,在精打細算過程中,考量因素權重不同。富人之權衡,往往會站位更高,眼界更寬,尺度更大,決定大膽果斷。窮人之權衡,看眼前多看長遠少,贏得起輸不起,患得患失,優(yōu)柔寡斷,亦步亦趨。在生意場,富人總是走在前面,窮人總是跟在后面。富人吃面,窮人喝湯。富人牽牛,窮人拔橛。相較而言,富人比窮人更會用權,以權生權,富人比窮人更有權。如此,富人家養(yǎng)“奶牛”,愈來愈富;窮人家存“木橛”,愈來愈窮。就這意義來說,對權衡的投資是人生最富有挑戰(zhàn)、最錯綜復雜、也是回報率最高、最恒久的投資。還有,就是關于老實人和奸猾人。老實人權衡事物,常常直來直去,給什么吃什么,一是一二是二,釘是釘鉚是鉚,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奸猾人常吃著碗里、望著鍋里,坐一望二,坐二望三,看見釘子想到鉚,將各種因素拐彎抹角聯(lián)系起來,權衡更精確更到位。在某種意義上,老實人是穩(wěn)定的力量,奸猾人是變革的力量。兩種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發(fā)展力量。
在討論權的一般特性之后,現(xiàn)在討論權的公與私。每一個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組織之中,小至家庭,大至國家。相對而言,個人是私,組織是公。大組織之中有小組織,小組織是私,大組織是公。國家是最大社會組織,也是最大的公。面對國家這個公,所有組織和個人是私。所有的人要面對公與私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人類社會,公與私是一個基本問題。個人有個人利益,家庭有家庭利益,私營機構有私營機構利益,公營機構有公營機構利益,地方有地方利益,部門有部門利益,國家有國家利益。在家庭中有公與私的問題,在私營機構有公與私的問題,在公營機構和國家機關中更有公與私的問題。古往今來,雖說全國“一盤棋”,但各有各的棋路,各有各的盤算。
私是基礎,是源點,公是私的延伸,私的集合。人們之所以參與一定的社會組織,是因為組織能夠為個人帶來預期利益,有時是物質(zhì)利益,有時是精神利益。毫無疑問,人們參與組織,也是人們權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選擇。當組織不能帶來所預期的利益時,人們便會選擇退出(當然,法律剝奪了個人選擇權是例外)。一般而言,組織所以設立,是因為設立組織能夠為其全體成員帶來預期利益。組織所以接納新成員,是因為成員能夠為組織帶來預期利益。當組織內(nèi)的成員不能為組織帶來預期利益時,組織便會終止成員資格(當前,在中國公營機構中,終止成員資格機制失靈,這也是一個例外)。
至此,對每一個人而言,出現(xiàn)了“權的分割”。所謂“權的分割”,即將一個人的權分割為“個人保留的權”和“讓渡予組織的權”。前者是個人保有的私權,后者演變?yōu)榻M織擁有的公權。也就是說,公權源自私權的讓渡。然而,權是生命之天然特性,“權的讓渡”一定有預設前提,這個前提就是從組織所擁有的公權中獲得預期利益,也就是自己不直接行使“讓渡的權”,仍保有了相應的利益。最常見的情況是,人們讓渡了勞動選擇權,從而獲得了預期中的薪酬以及晉升機會。由此觀察,“權的分割”其本質(zhì)是利益實現(xiàn)形式的轉換。
下面,接著討論公權的行使問題。組織由個人組成,組織所擁有的公權也由組織架構內(nèi)的個人行使。在組織架構內(nèi)行使組織公權的個人,簡稱“內(nèi)部人”。“內(nèi)部人”既是個人私權的行使者,又是組織公權的行使者。也就是說,“內(nèi)部人” 既行使私權,又行使公權。這樣,將兩種權,也是兩種角色集于一身。從理論上講,公權與私權具有不同行使規(guī)則,公權行使嚴格遵循崗位職責規(guī)范。然而,由于權衡具有隱秘性等特點,加之存在“道德風險”,“兩種角色”容易重疊為“雙重角色”。公權行使者有可能“公私分明”,嚴格遵循崗位職責規(guī)范,也有可能“公私不分”,直至故意模糊公權與私權界限,實行“權的公私合營”、“權的公私混營”,“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從行使公權中謀取私利,假公濟私,損公肥私,中飽私囊。這便是形成貪官污吏的“權之根源”。在“內(nèi)部人”身上天然存在著私權與公權的沖突對抗??梢詳嘌?,在有組織公權的地方、有“內(nèi)部人”的地方,毫無例外地存在貪官污吏,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而已。
在貪官之外,還有惡吏。中國國家機構“內(nèi)部人”,一般由上級“內(nèi)部人”選拔產(chǎn)生。這樣,事實上出現(xiàn)了“內(nèi)部人”對上司負責不對下級負責的權之格局。一些官吏為了爭得上司寵信,決勝晉級,急功近利,不顧實情,嚴刑峻法,不惜一再以公權侵害私權,極力推行上司主張。“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惡吏用權,考慮上司要求、公權行使因素多,考慮百姓實際、私權利益少。貪官也好,惡吏也好,其本質(zhì)是一己之私權侵害他人私權,并最終侵害公權,使組織或者國家喪失公信力。即便是良法,一旦遇到惡吏,私權無法保障。如果惡法加上惡吏,私權徹底瓦解。強取豪奪,民不聊生,饑腸轆轆,忿忿不平,揭竿而起,勢不可擋。在歷朝歷代,前期開創(chuàng)基業(yè),選賢任能,政策開明,人心所向,欣欣向榮。進入后期,貪官當?shù)溃瑦豪魴M行,公權濫用,私權不保,道德淪喪,社會失序,人心背離,苦果已成,整個王朝土崩瓦解已經(jīng)在所難免。
在組織內(nèi)部,有層級有結構,大組織之中有小組織。大組織的公權配置于組織內(nèi)的小組織,這便產(chǎn)生了大組織公權與小組織公權,簡稱大公權和小公權。大公權由組織最高層行使,小公權由小組織“內(nèi)部人”行使。這樣,在大組織內(nèi)部就存在私權、小公權、大公權。這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權之行使局面,“內(nèi)部人”往往做“三權游戲”,不僅損公肥私,還會損大公肥小公。各級政權組織是最龐大的社會組織,內(nèi)部層級較多,權的配置更為復雜,好像是“權之迷宮”。中國政府層級甚多,權力配置極其復雜,最高國家之權,如同是一塊“權之公地”。公權、私權,大公權、小公權之沖突對抗局面異常復雜。
權之沖突對抗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私權與公權沖突對抗,組織“內(nèi)部人”以私權侵害公權,以小公權侵害大公權。但是,從總體來講,私權弱勢,公權強勢,公權侵害私權的風險大。尤其是在集權國家,缺少法治思維,政府橫生權力,國家公權容易侵害公民私權。如此,國家機構“內(nèi)部人”團結成一個特殊階層,既侵害國家公權,有侵害公民私權。在國家機構內(nèi),已經(jīng)形成“熟人共同體”。在編織人際關系網(wǎng)的背后,一定是編織權力運作網(wǎng)。最近,在臺灣爆發(fā)了王金平“關說”風暴,也即馬英九認定王金平利用職場關系說情,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利用職場關系說情,在臺灣是令政黨“蒙羞”、令法治“蒙羞”的大事件。而在我們身邊,拉關系,走后門,說情成風,已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人們見怪不怪。以至于我們身邊的人難以理解臺灣“關說風暴”的本意。人們到政府機構辦事時,首先要想的,就是在這個機構里有沒有認識的人,有沒有能夠拉得上關系說得上話的人,千方百計托請熟人居中說情通融,如此事情便好辦了。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奔走于黨政司法高層的“掮客”出盡風頭,滿盆滿碗,名利雙收。丁書苗就是一個游走于政商兩屆的權力掮客。為此,我們也理應感到“蒙羞”。私權與公權激烈沖突對抗,已經(jīng)成為當今中國面臨的一個尖銳問題。
權之濫用,情形很多。不光濫用公權,私權也常被濫用。毫無疑問,人人夢想實現(xiàn)權之利益最大化。在實現(xiàn)權之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迎面而來的是另外一個,甚至多個夢想實現(xiàn)權之利益最大化的人。在城市規(guī)劃建設中,常用到一個詞,叫做“容積率”,城市越大“容積率”越高。在城市經(jīng)濟學領域有一個共識,即大城市能夠?qū)崿F(xiàn)土地節(jié)約。這意味著,城市規(guī)模越大單位土地面積承載的人口也就越多,單位面積的人口更多更密集。其實,這意味著城市規(guī)模越大人均占有土地越少。土地是自然空間,也是基本生活空間。人流車流需要空間,呼吸需要空間,生產(chǎn)生活需要空間。城市規(guī)模越大,這些空間受擠壓越大,攤到每個人的基本生活空間也就越小,人的生活也就越不自然。路面短缺、車位短缺、垃圾點短缺,新鮮空氣更是“奢侈品”。擁擠和骯臟,城市之通病。人們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只能呼吸著別人的呼吸,呼吸著復雜味道的空氣。有限路面、車位、垃圾點,導致人的基本權利沖突對抗成為常態(tài)。仔細想一想,道德倫理規(guī)范的本質(zhì),就是建立私權行為規(guī)范,以防私權濫用。在一個公序良俗的社會,道德至高無上,倍受推崇,私權行使有度有序,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當今之中國,與農(nóng)業(yè)文明相適應的傳統(tǒng)儒雅社會已經(jīng)瓦解,而與工業(yè)文明相適應的新型儒雅社會仍在創(chuàng)建之中。這是一個艱難而復雜的過程,目前處在新型儒雅社會誕生前夕的陣痛階段。在這個階段,道德混亂、社會失序在所難免,必須權衡再三,審慎應對。
國家治理也好,社會治理也好,組織治理也好,重點在于“治權”,治理公權與私權,實現(xiàn)權的合理化使用,防止權之濫用。權之使用必將帶來一定行為后果,對行為后果進行監(jiān)管是治權的重要途徑。建立治權的制度,就是施加監(jiān)管外力,促使用權者合理適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起大量以治權為主要內(nèi)容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黨內(nèi)紀律規(guī)定,設立了黨內(nèi)紀律紀檢、行政監(jiān)察、財務審計以及金融、證券、電力等各類專業(yè)監(jiān)管機構。在此之外,還有不定期派駐巡視組等專責監(jiān)督機構。制度之上有制度,機構之上有機構,繁文縟節(jié),疊床架屋,法律法規(guī)汗牛充棟,紀律規(guī)定細如牛毛,能夠?qū)⑵溆浀米∮质氐米〉?ldquo;內(nèi)部人”少之又少;監(jiān)督監(jiān)察機構隨處可見,能夠有效發(fā)揮監(jiān)督作用的少之又少。一些規(guī)定已經(jīng)沉沒,一些機構成為擺設。制度在增加,機構在增加,貪腐也在增加,政府公信力在消弱,社會滿意度不升反降。
須知,制度有成本,即“制度成本”,包括制定制度的成本,實施制度的成本,以及監(jiān)管之監(jiān)管成本。30多年來,中國為權之監(jiān)督制度支付了巨額成本。在經(jīng)濟高速成長階段,這筆龐大的權之監(jiān)管成本似乎不起眼、被掩蓋。一旦經(jīng)濟成長速度降下來,巨額監(jiān)督成本將成為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沉著負擔,進而演化為非常突出的問題。制度不僅存在成本,而且存在漏洞,即“制度漏洞”。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也是由人執(zhí)行的,最終也是管人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是活的變的,如流水一般,生生不息。制度如山、執(zhí)法如山,制度莊嚴而肅穆,威嚴而靜止。山不轉水轉,山的變化跟不上流水變化,制度變化跟不上權之變化。有人甚至斷言,中國不存在“收入陷阱”,卻極有可能出現(xiàn)“制度陷阱”。“制度陷阱”集中表現(xiàn)為,伴隨經(jīng)濟增長,越來越繁文縟節(jié),疊床架屋,政府干預、管制、稅負、尋租、腐敗等,也與時俱進、與日俱增,出現(xiàn)了權之濫用、權之困境,從而窒息了經(jīng)濟增長動能。國學大師錢穆談到歷代政治得失時指出,中國政治制度演繹的基本邏輯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繁密化,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我們應注重制度建設,也應避開“制度陷阱”,這是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需要。
上文中已經(jīng)指出,人如流水,富于變化。古人云:上善若水。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滴水穿石,無孔不入。人類文明取得今天之重大成就,主要得益于這種“水性”。人之水性,決定了權之流變。權變?nèi)缌魉?,奔騰不息,變幻無窮。制度就像河堤,人們在河流經(jīng)過的重點部位興修河堤,以便將河水永久控制在河道之內(nèi)。然而,不是在河流經(jīng)過的所有地方都適宜于興修河堤,人們也不具有在河道全流域興修河堤的經(jīng)濟力量,況且若在所有河流經(jīng)過的地方興修河堤,也會使河流失去天然之本性。西方國家已經(jīng)開始順應河勢,修筑現(xiàn)代生態(tài)河堤。從某種意義將,修筑河堤帶有堵的性質(zhì)。與堵相比,疏則更貼近順應水的自然本性。水,可清澈見底,也可渾濁不堪。控制如流水一般的權變,必須疏與堵結合,疏為主,輔之以堵。實行標本兼治,以堵治標,以疏治本。
疏,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伴隨權之流變過程設置流變之堤,也就是在心靈深處設置永不潰壩心堤,讓權之流變囿于心堤之內(nèi),使心秤失準囿于心堤之內(nèi)。權變發(fā)生于每一個體,規(guī)范權變必設置心堤于每一個體。所謂“心堤”,就是將良心用作堤壩,用良心規(guī)范權之流變,防止權之濫用。如果說在權之控制上,制度之堤是外堤,良心之堤則是內(nèi)堤。制度之堤適用于權之流變的一地一時,良心之堤適用于權之流變的全過程。更進一步說,制度如從外部施加的“外在之法”,良心如嵌入生命的“心中之法”。與外部施加的制度之堤相比,良心之堤更具有普適性。蒼天造人,人人置心,心心存良。人們常用喪盡天良、喪心病狂來敘說喪失良心之嚴重后果。當今中國,諸多社會問題,大多與良心缺失有關。
心之狀決定權之狀。欲改善權之狀必先改善心之狀。本文并不想過多討論外部施加的制度之堤,而將重點放在嵌入生命的良心之堤上。其中,規(guī)范良心一詞的含義極為關鍵。良心是中國人生活中經(jīng)常用到的詞匯,也是頗具中國文化元素的詞匯。人們常說的良心,其實就是安置在“心靈里的天平”。這個天平正常發(fā)揮作用,就能夠?qū)崿F(xiàn)權之有效運作,就能夠防止權之濫用。良心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后天化育而成。人化的過程,也是良心生成的過程,良心嵌入生命的過程。良心安置于神圣的心靈殿堂,并以此作為度量世界、權衡萬物的基礎。也就是說,良心就是度量衡的“定盤星”,度之度,量之量,衡之衡。
在中國,良心是由八大部分組成的有機統(tǒng)一體。(1)敬畏之心。人立身天地之間,對天對地對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尊崇自然法則;人依托社會生存生活,推己及人,對國家對社會要有敬畏之心,尊崇社會法則。有敬畏之心,就會有所收斂,不會肆無忌憚,膽大包天,無法無天;就不會透支生態(tài)、透支環(huán)境;就不會挖祖先墳,斷子孫路。(2)義利之心。在權衡中取利,人之本性使然。鳥為食亡,人為財死。然而,利有義與不義之分。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取不義之財。有義利之心,就不會見利忘義,不擇手段,投機鉆營,巧取豪奪。也不會等待“天上掉餡餅”。(3)孝悌之心。子女還報父母之恩即為孝,兄弟姊妹之愛是為悌。孝悌是文明社會做人的根本。孝悌,并非單向奉獻,而是雙向互動互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慈與子孝相呼應,兄友與弟恭相呼應。有孝悌之心,就會知恩圖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不會忘恩負義,忤逆不孝,大逆不道。(4)誠信之心。“誠,信也;信,誠也”。誠信就是誠實、誠懇、老實、守信、有信。有誠信之心,人們就會視誠信如生命,堅守“言必行、行必果”,就會一諾千金,童叟無欺。就不會孤注一擲,透支信用,透支公信力,就不會背信棄義,弄虛作假,欺上瞞下。(5)公正之心。“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公,平分也。從八從私,“八”即“背”,分也,“厶”象征財物。正,是也,,直也,不偏不倚。公正之心對應偏狹的私心。有公正之心,就會公平昌明,一碗水端平。就不會假公濟私,損公肥私,就不會拉關系、走后門,說情成風,就不會奢靡成風、貪腐成癮。(6)惻隱之心。對不幸之人深感同情,這便是惻隱之心,也是慈悲之心,憐憫之心,悲天憫人之心。有惻隱之心,就會慈悲為懷,廣結善緣,多行善舉。就不會鐵石心腸,見死不救,落井下石。(7)廉恥之心。“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jié)。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有廉恥之心,就會常懷廉潔自律之心,常思貪污腐化之恥。也就不會起貪心、生花念。(8)包容之心。“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天下之大,什么人都容得下”。和諧需要包容,包容方能和諧。有包容之心,就會“方以律己,圓以待人”,就會海闊天空,四海一家,海納百川,世界大同。就不會唯我獨尊,排除異己,就不會小肚雞腸,錙銖必較,耿耿于懷。
良心并非單一結構,而是八面復合結構。上述八個方面構成了“良心八面體”,或者稱之“八元素良心說”。當下中國社會,人們抱怨良心嚴重缺失,甚至良心大面積壞死。其實,這樣的抱怨過于籠而統(tǒng)之、大而化之。如果能夠從上述良心八要素逐一分析,就一定會得出更務實、更理性、更客觀,也更富于變革意義的結論。在絕大部分人那里,包容之心有增加趨勢;孝悌之心、惻隱之心尚能保有原貌;敬畏之心、義利之心、廉恥之心已經(jīng)搖搖欲墜,但并未完全喪失;誠信之心、公正之心七零八落,忽隱忽現(xiàn)。據(jù)此權衡,我們可以將良心建設按其輕重先后,進行一個排隊:首要的也是國家治理與社會運轉中最急需的,要數(shù)公正之心;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是誠信之心;再然后,依次順序是廉恥之心、義利之心、敬畏之心、包容之心。本文只想提出一個中國良心問題分析思路,無意給出一個中國良心現(xiàn)狀完整版的診斷書。但把中國良心狀況診斷清楚,無疑是一件在國家治理和社會運轉中功德無量的大事情。
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在我們的靈魂深處植入了良心的基本元素。也就是說,在我們的心靈深處,根植著良心“八面體”。只不過,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全方位走向世界,世界大腳步融入中國。西方工商資本、科學技術和社會思潮加速進入中國,加速了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民眾、社會,以至國家,無不步履匆匆,神色迷離,來來往往,熙熙攘攘,急于奔命。于是乎,人們發(fā)出“放慢腳步,等等靈魂”的吶喊!中國良心,孕育和成型于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也可以說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版本的中國良心。數(shù)千年來,中國良心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鄉(xiāng)村節(jié)奏中日趨成熟。一個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的城市節(jié)奏突然造訪,以及熟人社會、親情社會向陌生人社會、友情社會的大轉型,中國良心應變不力,進步緩慢。與飛快的城市節(jié)奏相比,急需升級中國良心版本,形成現(xiàn)代城市版本的中國良心。我們需要加速中國良心升級,讓中國良心復蘇與中華民族復興同步。
當今之中國,已經(jīng)是21世紀地球村的重要一員。可以預見,在21世紀,中國將日益全球化,全球也將日益中國化,中國公民將日益升級為世界公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致力于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人,要養(yǎng)育和形成與21世紀全球大國、世界公民地位相適應的中國良心。用中國良心支撐全球大國地位,支撐“中國夢”。全球化也是世界趨同化、一體化。中國的世界公民,要學習“國學”,以汲取中國良心核心元素,也要學習“世學”,以吸收世界優(yōu)秀文化成果,并轉化為民族特色文化。在地理空間上,中國國土面積不小。在歷史時間上,中國傳統(tǒng)文明五千年。但是,畢竟中國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整體大于部分。全球面積比中國面積大,世界史比中國史時間長。中國有不少優(yōu)秀思想產(chǎn)品,而世界優(yōu)秀思想產(chǎn)品更多。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當全世界優(yōu)秀思想產(chǎn)品在中國人血脈中流淌,經(jīng)過重建之后的中國良心必將強勢復蘇并由此獲得世界意義。如此,中國將更加美好,世界也更加美好。
打造中國良心升級版,需要加速中國良法升級。法律是法治的根基,良法是善治的根基。(1)目標合理是最大合理。最近三十年,中國經(jīng)濟高速成長,創(chuàng)造了“中國奇跡”,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迅速改善了中國人的物質(zhì)生活,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然而,這帶來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濫用當下權利的暴發(fā)戶心態(tài)。當今中國,從個人到各級組織,乃至整個國家確立了過高的預期目標。經(jīng)濟競賽高潮迭起,經(jīng)濟神話此起彼伏。各色“翻番計劃”、“倍增計劃”、“跨越計劃”輪番上陣,“跳起來摘桃子”、“拐彎超車”等發(fā)展謬論甚囂塵上,似乎“一口就能吃出個大胖子”,與1950年代“跑步進入共產(chǎn)主義”有點相似。竭澤而漁,拔苗助長,以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政府信用為代價。經(jīng)濟高增長,預期高膨脹,蘊藏高風險。必須適時調(diào)整發(fā)展目標,從單一追求GDP目標轉變?yōu)樽非笊鷳B(tài)、追求人壽、追求GDP的三元復合目標。目標引領行動,實現(xiàn)目標轉變,應當是當今中國最重大轉變、最深刻轉變。(2)政府效率是最大效率。經(jīng)歷多次體制機制改革,各級政府部門名義精簡實則膨脹,特別是財政供養(yǎng)人口有增無減。不少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事業(yè)在發(fā)展,機構在整合,本來無可厚非。無奈,由于公營機構“退出機制”失靈,沉淀的機構和人員無法清理,組織“內(nèi)部人”越來越多,無功受祿,坐吃“皇糧”。這與過去“食利階層”如出一轍,異曲同工。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將來一旦經(jīng)濟增速放緩,進入常規(guī)增長階段,必然社會負擔徒然增加,運轉成本急劇上升,必將拖住經(jīng)濟持續(xù)發(fā)展腳步。必須痛下決心為公營機構“瘦身”,并要形成長期機制,避免掉入“制度陷阱”。(3)法律公平是最大公平。土地制度不公,與國有土地相比,集體土地權利嚴重短缺,導致房地產(chǎn)市場巨額利潤誘惑,房源和房價兩個爆炸式增長,空置房和無房戶同步增加。政府壟斷一級土地市場,并據(jù)此牟取暴利。“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制造發(fā)展泡沫的重要動力機制。戶籍制度不公導致在“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基礎上演化出“城市二元結構”,新市民權利短缺,人們在享受經(jīng)濟高速增長、城市化步伐加速成果的同時,也日益感受到社會不公。全球金融危機過后,金融雙軌制越來越明顯,國企享盡天時地利,民企空間受到擠壓。不平則鳴,各種抱怨之聲、不滿之意與日俱增。(4)立法公正是最大公正。國家制度由法律設定。政府權力由法律授權。然而,中國法律草案多由主管部門首創(chuàng),中國立法素有“部門立法”之嫌。主管部門通過立法“設租”,再通過執(zhí)法“尋租”,部門獲得的租金越來越多,可以說“立法自肥”。部門坐擁權力、尾大不掉,這已經(jīng)成為如今中國改革的最大阻力。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呼喚中國良法,加速中國良心復蘇需要中國良法。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切實下決心解決好國家運作中這些重大問題,以良法保障公權力,也保障私權利,實現(xiàn)“公私兩利”。
打造中國良心升級版,需要加速中國良吏升級。“徒法不能自行”。沒有良吏支撐,法律就像是墻上掛的燒餅——“中看不中用”。在中國文化中,各級官吏是社會發(fā)展的中流砥柱、道德楷模,官吏良心狀況直接決定著中國良心狀況。“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中國人心目中,官吏是“上梁”,百姓是“下梁”。“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官吏良心復蘇進程決定著中國良心復蘇進程。去年以來,為推動官吏良心升級,中央打出一套漂亮的“組合拳”:(1)鐵腕反腐。出重拳懲治貪官污吏,“老虎”、“蒼蠅”一起打。貪官抓不盡,但可令其后來者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其震懾效應顯而易見。(2)群眾第一。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旗幟,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方法,以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為落腳點。其實,這就是讓各級官吏自己對照黨的各項規(guī)定,自查自擺自糾自身存在的問題,自覺回歸清廉回歸平民化時代。(3)從政標桿。中央政治局自設標桿,出臺“八項規(guī)定”,以便“上行下效”,已經(jīng)初步營造出風清氣正的執(zhí)政氛圍,正在恢復與重建高官清廉形象,正在恢復與重建政府公信力,進而為全面深化改革贏得時間,為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贏得機遇。這一次,中央政治局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有效避免了“中央說新詞,地方走老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若能夠長期堅持下去,必能令廉潔從政蔚然成風。除此而外,還需要在吏治上下決心解決“拉關系、走后門”,“說情成風”等問題,以及推行選賢任能,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名垂青史的良吏。在當代中國,也不乏一心為民的好官。良吏好官應當成為各級國家干部的旁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為公”。“公私分明”。加速官吏良心復蘇是中國良心復蘇“關鍵之戰(zhàn)”。
打造中國良心升級版,需要加速中國良民升級。(1)別讓身心飄零?,F(xiàn)階段,中國正處在城市化加速時期,大量人口在城鄉(xiāng)之間流動,無固定安身之所,靈魂無根所系,舉止失措也就不足為怪。出現(xiàn)了“農(nóng)民工”、“農(nóng)民城市”、“農(nóng)民企業(yè)家”等帶有身份歧視的詞匯。需要盡快消除身份歧視,推動進城務工經(jīng)商人員安身安心。(2)別讓家庭空巢。由于“一孩化”政策,大部分家庭“人倫短缺”,過早地成為空巢家庭,成為“兩個老人的世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傳統(tǒng)美德失去人倫載體。要盡快調(diào)整計劃生育政策,避免中華民族陷入史無前例的人倫災難,也避免中國經(jīng)濟陷入未老先衰的境地。(3)別讓關系強勢。曾有人說,在中國,一個人從生小孩到火葬場都需要各種社會關系“打先鋒”。富人關系多,窮人關系少。一個社會中,關系走紅,關系強勢,靠關系獲得社會資源,這不利于窮人,反而會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公。權之托,權之掮客,“公關公司”,關說專業(yè)戶遍布城鄉(xiāng),暢通無阻,摧毀了淳樸民風,擠壓良心生長與復蘇的空間。一個靠關系謀求發(fā)展的社會沒有希望。必須重拳出擊剎住“關說之風”。(4)別讓忽悠橫行。忽悠是流行在東北的方言,本字是“胡誘”,以無根據(jù)之語言,引誘別人上鉤,誤入事先設計的陷阱。在人流、商流、資金流日趨活躍后,忽悠之風從地方走向全國。近幾年,竟猖狂到“無處不謠”、“謠翻中國”的地步。要打擊造謠,譴責忽悠,倡導誠信。(5)別讓承諾落空。各級政府圖好說好看,為老百姓描繪好看的藍圖,承諾了好聽的目標。一些承諾兌現(xiàn)了,不少承諾沒能兌現(xiàn),一些承諾兌現(xiàn)“打折扣”。群眾心中,不乏吹牛、挖坑的書記、市長。在任期間,善于吹牛皮、攤大餅,花光積蓄,高額舉債,只顧任期,不顧任后,留下“大窟窿、大包袱”。尤其是在收入差距問題、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貪污腐化問題等方面,一再承諾、一再欠賬,嚴重侵蝕了政府信用,透支了政府公信力。言必行、行必果。兌現(xiàn)承諾,一言九鼎,恢復與重建政府公信力,這是加速中國良民升級的基礎工程。
21世紀上半葉,中國仍處在發(fā)展大轉型的歷史時期??梢约懈爬?ldquo;三大轉型”,即從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向工業(yè)經(jīng)濟大轉型,從鄉(xiāng)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大轉型,從傳統(tǒng)儒雅向現(xiàn)代儒雅大轉型。完成這“三大轉型”后,中國必將進入一個全新時代,世界也必將進入一個全新時代。良法、良吏、良民,是這個全新時代的三大支柱。良心,是這個全新時代的根本基石。良心是良法之心、良吏之心、良民之心。良心在良法之中、在良吏心中、在良民心中。打牢全新時代根本基石,鑄造全新時代三大支柱,是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核心舉措、關鍵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