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孤立的,與各種社會因素相聯(lián),對教育的焦慮,其實是對時代的焦慮。治病外敷內服,焦慮是心結,解決社會問題是外部藥方,那內部藥方又在哪里?
近日,武漢市武昌區(qū)一所小學幾個低年級家長找到副校長要求老師給學生布置書面作業(yè),原因是一二年級不留作業(yè)學習會落后。還有家長組建“校際作業(yè)群”,把各學校作業(yè)匯總到群里,讓家長們各取所需布置給孩子。而在山東某地,四年級一個班的二十幾位家長要求換掉語文老師,其中一個理由竟然是“課文不講,光講外面的(拓展知識),我們只要成績,只講課文中的就行。”
學校給孩子減負,家長主動加壓增負,一場“拉鋸戰(zhàn)”正在上演。8月30日,教育部、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等8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減輕學生課業(yè)負擔,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yè)。在這之前,也有很多城市出臺相關規(guī)定,減輕小學生課業(yè)負擔。但是,減負的舉措,在現(xiàn)實中卻屢屢受阻,其背后是家長們的焦慮。
“智課教育”聯(lián)合新浪教育近期共同發(fā)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學習成績、校園安全、手機上癮成為造成家長焦慮的三大主因,學區(qū)房緊隨其后。中國家長整體上處于比較焦慮狀態(tài),孩子在幼兒園、小學階段最為焦慮。
不可否認,“焦慮”已經不知不覺成為中國家長的標簽之一。焦慮的原因無外乎一個字——比,比孩子的分數,比孩子所學知識的多少,比孩子學校的好壞,比未來的就業(yè)選擇……雖然大多數人承認能力的培養(yǎng)更重要,但能力在教育階段是不可量化的,因此,可量化的成績幾乎成了唯一標準。家長們在無休無止的比較中,更加焦慮甚至恐慌,最顯見的后果就是不斷加重孩子的課業(yè)負擔,給他們報各種各樣的課外班。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作的《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分析》顯示,中小學階段學生的校外培訓總體參與率為48.3%,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平均支出約為5616元。過度的校外培訓給家庭帶來了經濟負擔,也加重了孩子的負擔,剝奪了他們玩耍和自由成長的時間。
課外培訓機構也推波助瀾。用夸大其詞、虛構的離奇故事,甚至用煽動性語言來點燃家長的焦慮情緒,以達到自身謀利的目的。今年年初,教育部嚴肅整治校外培訓,一些違反違規(guī)的課外培訓機構被關閉。但是,一些培訓被轉移到網上,成為網上課堂。中小學生們依舊在上培訓課,只是坐在家里面對電腦。
家長的焦慮中,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關注。調查顯示,當孩子在幼兒園、小學階段,家長最為焦慮;初中、高中、大學階段則依次出現(xiàn)下降趨勢。為什么會如此?
這與家長對孩子的客觀認識有密切關系。曾有心理學家做過實驗,嬰兒剛出生時,很多家長都對孩子抱有極高的期待,嬰兒期的快速發(fā)展也常常超家長的預期。但當孩子不斷長大,有了自己的個性,也與其他孩子有了區(qū)別時,家長往往會進入一個比較的階段,期望自己的孩子超過別人。這也是幼兒園和小學階段,家長特別焦慮的根源之一。而到了初中、高中,孩子的能力差異、學習差異逐漸確定,家長們的焦慮也隨之減輕。
教育不是孤立的,它與各種社會因素相聯(lián),對教育的焦慮,其實是對時代的焦慮。治病外敷內服,焦慮是心結,解決社會問題是外部藥方,那內部藥方又在哪里?研究者和社會輿論是否應該更多分析關注那些“不焦慮家長”,讓他們成為榜樣,以此緩解家長們的焦慮。
幾十年前陶行知曾說過:“不要讓孩子成為人上人,不要讓孩子成為人下人,也不要讓孩子成為人外人,要讓孩子成為人中人。”“人中人”指的是平常人,平常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要有平和的心態(tài),正常、快樂地成長。(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