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方面審視我國社會治理問題
2018-06-27 11:17:30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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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是當前和今后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項重要任務。地方政府政策咨詢系統(tǒng)是反映問題的重要渠道。根據全國政策咨詢系統(tǒng)干部研修班問卷調查，“建設法治社會”（65%）、“公民素質的提升”（58%）、“公共服務的有效均等供給”（58%）和“社會主體的培育壯大”（54%）被認為是當前社會治理的關鍵。綜合在江蘇、貴州等地的調研情況，當前我國社會治理的難點、熱點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社會治理理論發(fā)展滯后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了“加強黨委領導，發(fā)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jié)、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基本治理框架，實現了我國國家治理理論的重大突破。但從具體工作層面看，地方認為我國社會治理范圍、內容、要素、體系等理論內涵并不明確，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理論有待進一步具體化。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理論尚需進一步創(chuàng)新。理論上，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西方主導的社會中心主義的治理理論脫離中國實踐，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理論體系較為迫切。然而，從實務界到學界普遍困惑于建設怎樣的社會治理理論來指導實踐，有關“小政府、大社會”方面的認識分歧就是說明。
第二，伴隨理論困惑的是社會治理主體的無所適從。這表現為一些地方在發(fā)展社會組織的態(tài)度上時有疑慮和搖擺，執(zhí)法系統(tǒng)有時對自身缺乏準確定位，不少地方不作為與亂作為并存。體現到調查結果上，集中反映社會秩序及活力的社會道德、社會信任和社會參與的滿意度分別僅為29%、21%和19%。
面對我國社會轉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其他社會治理形態(tài)被證明無法套用的大背景，我們唯有立足中國傳統(tǒng)，扎根中國轉型實踐，變問題為自覺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理論的務實行動。
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大多數（84%）地方政府決策咨詢人員視政府為最重要的社會治理主體。政府治理存在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政府社會治理的整合能力不足。黨政部門社會治理方面的職能交叉很多，缺乏整合影響治理能力和成效。電動自行車等新興治理領域集中體現了多頭監(jiān)管的缺陷，禁止性或者放任性舉措成為權宜之計，催生治理“灰色地帶”。
第二，地方政府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有待提高。許多地方政府決策咨詢機構未設置社會領域研究處室，對社會治理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第三，須充分發(fā)揮現代信息與大數據技術服務社會治理的作用。現代信息和大數據技術在治安監(jiān)測、智能判案、特殊人群管理服務、應急救災、貧困識別方面卓有成效，但有關的兩個重要問題被普遍反映。一是數據共享尚未在制度層面打通“最后一公里”。二是政府在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的同時保護人格權的訴求與壓力也越來越大，比如保護信息和隱私安全等。
三、多元參與共治的機制有待完善與規(guī)范
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是系統(tǒng)工程，需有效政府、活力社會和市場機制。僅低于“培育公民意識”，調查中有69%的地方政府決策咨詢人員認為應通過“建立多元共治體制”來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
第一，建立健全社會組織和公眾充分參與治理的制度和社會環(huán)境。“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意識或能力不足”（55%）、“社會組織等主體參與治理不充分”（50%）被認為是當前社會治理存在的最突出問題，“培育公民意識”（70%）是當前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任務。“朝陽群眾”、有關留守兒童的極端事件表明，社會治理的基礎在群眾、在家庭。當前社會組織數量增多，真正發(fā)揮作用的不多，主要瓶頸不在政府不重視，在于參與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guī)不健全（51%）和組織基礎不牢固（48%）。
第二，真正實現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向城鄉(xiāng)社區(qū)下移。基層自治是我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當前基層社會治理新舊矛盾交織，表現為行政事項多、掛牌多未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物業(yè)糾紛增多、鄉(xiāng)村人口空心化成為新增難點，而關鍵挑戰(zhàn)在于建立治理重心下移的激勵機制。基層治理人才相對不足，越到基層越明顯。“大學生村官”等形式引進的隊伍穩(wěn)定性不夠，不熟悉社區(qū)?；鶎?ldquo;三社聯動”、將社區(qū)黨支部書記納入事業(yè)編、村民理事會等創(chuàng)新值得關注。
第三，多元共治體制的形成亟須法治保障。有69%的受訪者認為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缺乏法治保障，就無法明確“誰來治理”“怎么治理”“如何共治”這些基本問題，很多治理風險就難以規(guī)避。結果是社會治理被簡單等同于“天網工程”、網格管理，基層實際參與執(zhí)法的政府部門時常超出法律范圍。
四、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亟待創(chuàng)新
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革呼喚化解社會矛盾的新思路和新渠道。
第一，暢通群眾訴求反映及與政府互動的渠道。調查顯示，只有48%的地方政府政策咨詢人員認為群眾訴求反映渠道暢通。欲加強政府與群眾交流，被認為較為重要的依次是“充分利用新媒體同群眾交流”（61.2%）、“干部多調研、多下基層了解情況”（58.3%）、“定點定時安排領導與群眾座談交流”（56.3%）等。而“完善信訪制度”（54.4%）排序相對靠后。
第二，堅持在發(fā)展和保障民生中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發(fā)達地區(qū)經驗表明，保障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根本靠發(fā)展。社會治理根本在民生，應與政府重點工作創(chuàng)新融合，有力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相對落后地區(qū)，脫貧攻堅被認為是最大的社會治理。我國一些地方著力以民生推民治，然而民生保障不善或者不公也極易引發(fā)不滿和矛盾。這其中，如何破除“界定民生事業(yè)和產業(yè)”“處理頂層設計與地方探索關系”“平衡長效機制與項目化指標化舉措”等重要困惑，同樣影響到社會治理目標的實現。國際經驗表明，社會政策工具引導得當，可以形成維持社會秩序與活力的強大向心力。新加坡普遍購買社會組織服務、補貼與父母近距離居住的子女就是范例，有關社會政策引導治理的設計值得借鑒。
第三，發(fā)揮傳統(tǒng)文化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的作用。民族風俗和宗教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載體。近年包括民族宗教地區(qū)在內的我國社會治理有了很大改善，寨老、榔規(guī)、鄉(xiāng)賢、民約等自治機制仍發(fā)揮作用，但怎么建立更好發(fā)揮傳統(tǒng)文化治理作用的機制是重要課題。此外，如何引導宗教團體通過弘揚人道主義和公益慈善精神參與治理也有待深入研究。李建偉 李蘭 王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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