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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光照古今的名人遺囑

2017-04-07 14:34:32 來源:人民網
那些光照古今的名人遺囑
 


方志敏(資料圖片)


   
吉鴻昌的家書(資料圖片)



林覺民及其《與妻書》(資料圖片)
  
  有些被懷念者并非你我親朋,而是功成名就之人,在舉國之內享有盛譽。他們生前的功過會被人反復訴說,死后的名聲也自有人心衡量。但在走到人生盡頭之際,他們留下的言語,卻有著千鈞的重量。
  
  時值清明,在草木孕育的季節(jié),最宜懷念故去的人。
  
  無論何時捧讀這些遺囑,都能感受到一股特別的力量。
  
  簡單離開,低調告別世界
  
  告別世界的方式,通常體現著一個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學家夏衍彌留之際,有天晚上病情惡化,身邊人員對他說:“我去叫大夫。”聽聞此語,夏衍突然睜開眼睛,艱難地說:“不是叫,是請。”隨后昏迷過去,再未醒來。
  
  更多的時候,許多名人在離別之際,主動要求以一種樸素的方式告別。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長長的《多余的話》,詳細剖析自己的思想歷程,和對這美麗世界的感情。讓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風輕地來了一句“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不久之后,臨刑之際,他又留下簡單的四個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亞子先生留下的遺囑中這么寫道:“我死后裸體火葬,一切迷信浪費,絕對禁止;于公墓買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 ‘詩人柳亞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論。”最后一句,足見決心。
  
  “我死之后,請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學家金岳霖,在留給“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的遺書中,輕描淡寫地說“我可能很快結束”;又接著寫道:“我要借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
  
  至于一向以生活樸素著稱的錢鐘書先生,則在去世前明確立下遺囑:“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形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并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楊絳先生,也在生前親筆寫道:“我去世后,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聲泰斗馬三立先生,則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達。他說,“我是一個相聲演員,也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我按照黨的要求,用相聲,用笑聲,為人民服務。”并反復強調,“我畢生只想把笑留給人民,而不能給大家添麻煩,給國家浪費錢財。我衷心祝愿相聲繁榮,人民幸福,國家富強。”
  
  在自己的喪事上,馬三立先生的訴求則極為簡單:“我有一個最后的請求,就是在我過世后,請將我喪事從簡辦理,我不愿讓各級組織再為我費心費神;同時我的朋友、學生和再傳弟子也比較多,所以不搞遺體告別,不接受花籃、花圈、挽聯,不接受錢物。”
  
  視死如歸,彼岸便是理想
  
  “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臨刑前這番話,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
  
  為中國進步而流血犧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無數這樣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陳天華在東京參加抗議日本政府的斗爭,憤而投海自殺,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絕命書》——“諸君更無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為。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則死之。夫空談救國,人多厭聞,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里行間,他想表達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諸君有所警動”。
  
  在這方面,巾幗亦不讓須眉。1907年,文風鏗鏘有力的革命家秋瑾女士,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即將被處死的事實,揮筆寫下這樣的遺書:“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壯志猶虛,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腸堪斷!”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先生親自為她寫下“巾幗英雄”的匾額。
  
  抗日英雄吉鴻昌算得上“視死如歸”的楷模。這位變賣家產組建抗日同盟軍的愛國者,在寫給妻子的遺囑中這樣說道:“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傷悲,因還有兒女得您照應。”更寫下這樣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正氣凜然紙上,時為1934年。
  
  中國共產黨人中,向來不乏這樣的仁人志士。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留下的篇章早已寫入民族的精神史。
  
  曾寫出《可愛的中國》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長長的遺囑。在其中,他反復表達擁護和執(zhí)行黨的正確路線的態(tài)度,并寫下“我們的信仰是鐵一般的堅硬的”這樣鏗然有力的決心。同樣讓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幾天,整天拿著筆寫文章,不管病與不病,都要被敵槍斃的。我們是共產黨,為革命而死,毫無所怨,更無所懼。”
  
  為國犧牲,成為許多革命者不容置疑的選擇。1936年8月2日,趙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縣的火車。預感到即將犧牲,她在車上向警察要來紙和筆,寫下給孩子寧兒的遺書——“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在你長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這樣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第四個“念”字方一出口,著名演員張國立便泣不成聲,后撤一步,鞠了一把淚。今年人氣很高的電視節(jié)目《見字如面》這一幕,得到上千萬次點擊。
  
  張國立所讀的,是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生前寫給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無限深情地暢想著與妻子劉志蘭、女兒左太北在一起的“痛快極了”的日子;又交代,即便再愛女兒,妻子也可“大膽按情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最讓人動容的,莫過于他真情的流露,以及一句“以進步來安慰自己,以進步來酬報別后衷情”。
  
  1942年5月,寫完信3天后,左權將軍被炮彈擊中頭部,不幸殉國。那年,左太北剛剛兩歲;40年后,她第一次讀到這封信,放聲痛哭。
  
  寄語世界,留下諄諄教導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對世界的責任心與對美好世界的向往,讓許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貢獻出最后的光與熱。
  
  烈士林覺民在《與妻書》中表達了對死的淡然,和對生者的無限牽掛。那是1911年,林覺民參與廣州起義前,寫下這樣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時光荏苒,黃花崗永載他的功績,遺書永載他的柔情似水。
  
  曾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在1916年病逝于日本之前,留下了簡單的遺囑,其中包括“愿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以及“意見多由于爭權利,愿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這樣的諄諄教導。
  
  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啟蒙人物嚴復,則在遺囑中總結了自己的人生經驗,其中包括“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須勤于所業(yè),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須勤思,而加條理。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到了1940年,曾經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時,僅留下“科學救國,美育救國”兩句遺言。但這兩句話,濃縮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張和思想,就連“美育”這個詞,都由他親自翻譯引入國內。在北大校長這個位置上,蔡元培立下豐功偉績,以至于,馮友蘭贊嘆他“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yǎng)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
  
  而被中國人民高度贊揚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彌留之際,留下了一份讓人感懷的遺書。在這封信里,他不但事無巨細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給相應的中國同事與友人,還不忘交代,“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用來治療瘧疾患者和貧血病患者。千萬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他對八路軍醫(yī)療事業(yè)的關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這也就不難理解,在遺書的最后,白求恩這樣深情地寫道:“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在這里,我還有很多話要對同志們說,可我不能再寫下去了。讓我把千百倍的謝忱送給你和千百萬親愛的同志們。”
  
  又到一年掃墓時,人們在暮春的日子里懷念過去,為當下和未來積蓄前行的力量。這世上有許多承載過去思想和情感的介質,而那些偉大的遺囑無疑在其中占有了相當的分量。
  
  從“名人遺囑”看家國情懷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句膾炙人口的話源自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時留下的《總理遺囑》。在中國歷史上,英雄志士層出不窮。他們在屬于自己的時代縱橫馳騁,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然后告別,通過遺囑的形式為后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從諸葛亮的《遺表》到陸游的《示兒》,從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到史可法的《遺豫王書》,從嵇康的《家戒》到楊繼盛的《諭賢妻書》,從林覺民的《與妻書》到方志敏的《獄中遺囑》……這些仁人志士,或在遺書中表達了對光復祖國河山的強烈愿望,或表達了自己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jié),或表達了對重整河山復興中華的強烈期盼,或表達了修身齊家期待天下太平的美好心愿……這些被寫入歷史而受國人銘記的名人遺書,閃耀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家國情懷的光芒。
  
  這種家國情懷,體現為愛國的民族精神。“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南宋詩人陸游心心念念的,還是重整河山,早日實現國家統(tǒng)一。事實上,中國人的國家情感和中華民族的民族情感是流淌在血液深處的。清朝末年,中國積貧積弱,山河破碎戰(zhàn)亂不斷,列強強取豪奪踐踏蹂躪。為了拯救國家,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我們可以從烈士的遺囑中看出他們強烈的愛國精神。從譚嗣同到秋瑾、從楊守仁到林覺民……他們在自己的遺囑中留下了對祖國早日實現統(tǒng)一富強的強烈愿望,也留下了對后人的期許:不要為自己的犧牲而難過,要秉持前輩的精神,繼續(xù)前行,直到建立一個偉大的中國!
  
  這種家國情懷,體現為追求變革的時代精神。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主題。在20世紀初期戰(zhàn)火紛飛的時代,革命就是時代主題。“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這是共產黨黨員夏明翰在就義時留下的遺言。彼時的共產黨員,如夏明翰一般,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自己堅信的共產主義事業(yè),站在時代的最前線,拋頭顱灑熱血。瞿秋白、方志敏、吉鴻昌、謝子長、劉伯堅……這些共產黨員,在自己的遺書中,寫下了對自我犧牲的無畏和對革命勝利的期盼。他們遺書中體現的革命精神,閃爍著時代精神的光芒。
  
  從修身到齊家,從治國到平天下,我們可以從這些名人遺書中,領悟出國人寶貴的家國情懷。而我們也應該秉持這樣的家國情懷,為了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未來,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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